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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食--中国不可承受之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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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
肉食--中国不可承受之重
房天下网友(过客)
发表于
2009-07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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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上越来越多的人已接受素食的饮食方式时,“不吃肉”或是“少吃肉”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尚,代表着一种健康、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。但是,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秉持着“素菜一桌子不如一块油唆子”的观念,认为有鱼有肉乃是生活富足的表现。事实上,近年来中国人对肉食的需求量增长惊人,消费种类也由猪肉向牛、羊、禽、鱼多元化发展,
肉食消费量在1988——1998十年间整整增长了一倍,达到了人均46公斤。1998年,中国的肉食消费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近两倍,并超过了韩国和日本等高收入的亚洲国家,从而成为亚洲东方饮食习惯的国家中肉食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,猪肉消费则名列第一。在大多数人看来,这似乎正是生活质量提高,国泰民安的一种象征,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深远眼光来看,这对人口超过12亿的中国来说却不啻于是一场灭顶之灾。
* 人口与土地压力
尽管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只用了不到全球8%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%的人口,但是这种成就的相当部分是靠压榨资源和牺牲环境利益来换取的。很少有人知道,我们每生产1kg粮食需要多少流失的土地来换取:这个数字在贵州乌江是47kg,在四川中部是53kg,陕北107kg,而在甘肃竟达到140kg。
在号称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中国,能用于耕种的土地所占比例不高,其后备资源更是极为有限。而在这有限的耕地中,缺乏水源保证,干旱退化,水土流失,污染严重的耕地又占了相当大的水平,有些地区,如东北平原,土壤侵蚀已危及产量。同时耕地面积大量减少,沙漠化现象严重。官方数字表明,过去30年中,1500万公顷的耕地转为其它用途,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,占国土面积的38%,而实际情况可能还更严重。
另一方面,在中国农田减少的同时,它的粮食需求量却在猛增,人地矛盾愈加突出。
迄今为止,中国没有进口大量粮食来满足对粮食日益增加的需求,这主要是农业改革和价格提高刺激增产的结果。引进高产品种,增加灌溉以及大量施肥都起了作用。但是最近,粮食产量开始持平。道理很简单,粮食产量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,即使是在大剂量化肥提高单位亩产的情况下,仍然掩盖不住土地肥力流失的情况。事实是:为了提高产量,农量施用、滥用化肥,其结果就是致使土壤结构被破坏,土地侵蚀情况更加严重,近几年,这已引起减产,造成了损失,而从长远来看,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更是无法计量。(据1995年统计数字,中国每公顷土地化肥用量为261公斤,为第一)
单纯供养12亿人口的粮食已使我们的土地不堪重负,对肉食和乳制品需求的激增则更是雪上加霜。由于牧草地的使用超过了持续增产的能力,因此必须用粮食喂养牲畜,这使谷物需求量大幅度上升。在1990年,饲养用谷物已占谷物总量的20%,(1970年只有8%)而到1999年已占到将近40%。据统计,每个中国公民一年增加1磅猪肉,就需要增加250万吨谷物,也就是说,12亿人口的饮食习惯即使只有微小的变化,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而如果中国和印度以目前美国的水平消费需要消耗谷物的蛋白质(家畜、牛肉、人工养殖鱼),谷物产量必须比现在高出5倍。
此外,由于牲畜的严重超载,中国的草场退化现象极为严重,过度放牧已引起了13亿亩的土地退化。现在,内蒙古、新疆的牧区已很少能见到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象了,时常可见的早已是席卷一切的沙尘暴。过度放牧还破坏了水源的涵养功能,导致了流域生态严重失衡。在星河由于过度放牧导致下游的额济纳荒漠绿洲将在30年之后变成不毛之地而融入茫茫沙漠中。15万牧民将成为“生态难民”再度迁居,数百里边防线将失去唯一的绿洲支撑点。尽管如此,由于肉类
食品需求增加的刺激,这些草场的牲畜畜养量还在逐年递增。
中国人对土地一向都有深厚的感情,但是现在,这片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了5000年的地方已被压榨得无法喘息。大量肉食品的消费根本是中国无法承受之重,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对肉食的需求量。从现在开始成为一个素食者——只是饮食上的简单改变,您就有可能将脚下的土地从重负中解救出来,这也是我们个人所能做的最大努力。
* 资源消耗
目前,中国已进入高耗能农业时代。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平均值的30%,为饲养牲畜又要用掉大量谷物,因此,粮食增产必须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,这直接或间接需要投入大量能源。
而肉类生产本身的每个阶段也都要用到矿物燃料(养殖、屠宰、运输、加工、冷藏)。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,煤炭的比例很大,所以能源消耗对环境的污染比较严重(直接导致了酸雨和大气悬浮颗粒物的形成)。同时,由于矿产资源不足(为人均水平的58%),农牧业对能源的大量消耗对矿业也造成巨大压力。
从种植饲料到用软管冲刷鲜血四溅的屠宰场地面,肉类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要用到大量水。在中国,水资源极其缺乏,人均水资源在最末,而有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是最末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是否还有余地和牲畜争用极为有限的水资源,并且任由它们污染?
*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
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,生态的破坏决不亚于工业污染。
我国海河流域的污染情况极为严重,有些河段到处浮满了鱼虾尸体,河水臭不可闻,而沿岸超常发展的城郊养殖业难辞其咎。以首都北京为例,规模化的养猪场有1300多个,年存栏生猪260多万头,鸡场1000多家,年存栏360多万只,此外还有20万头牛。养殖业一年粪浆排放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,其中仅3%经过无害化处理,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污水处理措施,粪便连同冲洗水四处漫流,或通过排污沟直接排入河道。有不少养猪场将粪便排入臭水沟或池塘,一部分流入地下,剩下的就在汛期卷入大小河流。此外,在规模化养殖场里,猪、鸡的粪尿都需要用水冲洗,1200多万吨粪尿形成污水,排放时高达3500万吨。相当于3000~4000万人口的污染量。海河上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牛栅,其中排放物更是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到了海河中。而存积的液态粪便(或泥浆)比未经处理的下水道污水引起的污染更严重100倍。
苏南太湖流域,1993年,禽畜饲养排放量为88万吨,是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倍还多。这些排放物造成太湖富养化,引起藻类大爆发,骤生骤死的浮游生物布满河面,随风散发着阵阵腥臭。
水产养殖对湖泊、水库和局部海域来说更是污染大户。这些污染来自鱼类粪便、饵料沉淀和为使水中植物生长而播撒的各种肥料。由于水体污染和过度捕捞已导致近海天然渔业资源衰退,出现海洋荒漠化问题,赤潮危害不断。
对鱼类的捕捞和人工养鱼的盲目引种对于海洋、流域的生态破坏更是触目惊心。80年代,渤海每年产对虾3万~4万吨。而到了90年代只有0.3~0.4万吨。事实上,我国近海捕捞量已占到近海资源总量的55%~60%,过量捕捞已使我国一些经济鱼种在严重衰退。海洋捕捞应付不了中国需求的任何增加,如果中国对鱼的人均消费达到日本的水平,那麽一年大约需要一亿吨,与全球海洋捕捞总量大致相等,而其中人工养鱼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。
长江口连续12年的“捕鳗大战”已使鳗鱼苗连同中华绒螯蟹苗等资源枯竭,时至1997年“捕鳗大战”已是“十网九空”。在洱海,机动船从1985年519只发展到了1995年的2625只,非机动船2863只,捕捞银鱼的渔民们用细网在全湖进行滥捕,导致了其它鱼类到了灭绝的境地。而用网箱养鱼,围滩造鱼塘都破坏了湿地生态,使生物种类大减,生物多样性丧失,食物链结构被彻底破坏。
此外,在鱼类产品需求的刺激下,为了眼前经济利益在湖泊中引入外来品种则导致了生物入侵效应,打破了原来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环境的生态平衡。这使滇池25种独特鱼类只剩下16种,云南高原湖泊近百种特有鱼类中有2/3濒临灭绝,剩下1/3也毫无产量可言了。
以上列举的数字和事实都只是全部场景的支离片影,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郊区,都不断上演着无数类似的事件,如果我们对肉类食品的嗜求根本不加控制的话,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,并且愈演愈烈。正如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中所说:“前景不是70年代严重短缺和大规模饥荒的可怕情景,而是粮食和能源开支的不断增加。我们面临的不是贫困的威胁,而是繁荣的挑战。在可预见的未来,面对的不是让饥饿的人有饭吃,而是根据的资源改变已经有饱饭吃的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,这是项难得多的任务”。在无可逃避的事实面前,你、我都面临着选
择——拯救或是破坏,素食或是肉食。
注1:关于肉类工业对环境生态破坏的详细情况请参看〈餐桌上的地球〉
注2:以上资料数据来源参考〈资源报告〉,〈2000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〉,〈政策杂志〉,〈中国水危机〉,〈中国生态问题报告〉,〈可持续农业导论〉
(摘自翰海沙论坛,http://www.desert.org.cn/qmwdb/qmwdb/wdbread.php?forumid=67&filename=f_113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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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食消费量在1988——1998十年间整整增长了一倍,达到了人均46公斤。1998年,中国的肉食消费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近两倍,并超过了韩国和日本等高收入的亚洲国家,从而成为亚洲东方饮食习惯的国家中肉食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,猪肉消费则名列第一。在大多数人看来,这似乎正是生活质量提高,国泰民安的一种象征,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深远眼光来看,这对人口超过12亿的中国来说却不啻于是一场灭顶之灾。
* 人口与土地压力
尽管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只用了不到全球8%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%的人口,但是这种成就的相当部分是靠压榨资源和牺牲环境利益来换取的。很少有人知道,我们每生产1kg粮食需要多少流失的土地来换取:这个数字在贵州乌江是47kg,在四川中部是53kg,陕北107kg,而在甘肃竟达到140kg。
在号称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中国,能用于耕种的土地所占比例不高,其后备资源更是极为有限。而在这有限的耕地中,缺乏水源保证,干旱退化,水土流失,污染严重的耕地又占了相当大的水平,有些地区,如东北平原,土壤侵蚀已危及产量。同时耕地面积大量减少,沙漠化现象严重。官方数字表明,过去30年中,1500万公顷的耕地转为其它用途,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,占国土面积的38%,而实际情况可能还更严重。
另一方面,在中国农田减少的同时,它的粮食需求量却在猛增,人地矛盾愈加突出。
迄今为止,中国没有进口大量粮食来满足对粮食日益增加的需求,这主要是农业改革和价格提高刺激增产的结果。引进高产品种,增加灌溉以及大量施肥都起了作用。但是最近,粮食产量开始持平。道理很简单,粮食产量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,即使是在大剂量化肥提高单位亩产的情况下,仍然掩盖不住土地肥力流失的情况。事实是:为了提高产量,农量施用、滥用化肥,其结果就是致使土壤结构被破坏,土地侵蚀情况更加严重,近几年,这已引起减产,造成了损失,而从长远来看,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更是无法计量。(据1995年统计数字,中国每公顷土地化肥用量为261公斤,为第一)
单纯供养12亿人口的粮食已使我们的土地不堪重负,对肉食和乳制品需求的激增则更是雪上加霜。由于牧草地的使用超过了持续增产的能力,因此必须用粮食喂养牲畜,这使谷物需求量大幅度上升。在1990年,饲养用谷物已占谷物总量的20%,(1970年只有8%)而到1999年已占到将近40%。据统计,每个中国公民一年增加1磅猪肉,就需要增加250万吨谷物,也就是说,12亿人口的饮食习惯即使只有微小的变化,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而如果中国和印度以目前美国的水平消费需要消耗谷物的蛋白质(家畜、牛肉、人工养殖鱼),谷物产量必须比现在高出5倍。
此外,由于牲畜的严重超载,中国的草场退化现象极为严重,过度放牧已引起了13亿亩的土地退化。现在,内蒙古、新疆的牧区已很少能见到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景象了,时常可见的早已是席卷一切的沙尘暴。过度放牧还破坏了水源的涵养功能,导致了流域生态严重失衡。在星河由于过度放牧导致下游的额济纳荒漠绿洲将在30年之后变成不毛之地而融入茫茫沙漠中。15万牧民将成为“生态难民”再度迁居,数百里边防线将失去唯一的绿洲支撑点。尽管如此,由于肉类
食品需求增加的刺激,这些草场的牲畜畜养量还在逐年递增。
中国人对土地一向都有深厚的感情,但是现在,这片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了5000年的地方已被压榨得无法喘息。大量肉食品的消费根本是中国无法承受之重,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对肉食的需求量。从现在开始成为一个素食者——只是饮食上的简单改变,您就有可能将脚下的土地从重负中解救出来,这也是我们个人所能做的最大努力。
* 资源消耗
目前,中国已进入高耗能农业时代。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平均值的30%,为饲养牲畜又要用掉大量谷物,因此,粮食增产必须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,这直接或间接需要投入大量能源。
而肉类生产本身的每个阶段也都要用到矿物燃料(养殖、屠宰、运输、加工、冷藏)。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,煤炭的比例很大,所以能源消耗对环境的污染比较严重(直接导致了酸雨和大气悬浮颗粒物的形成)。同时,由于矿产资源不足(为人均水平的58%),农牧业对能源的大量消耗对矿业也造成巨大压力。
从种植饲料到用软管冲刷鲜血四溅的屠宰场地面,肉类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要用到大量水。在中国,水资源极其缺乏,人均水资源在最末,而有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是最末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是否还有余地和牲畜争用极为有限的水资源,并且任由它们污染?
*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
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,生态的破坏决不亚于工业污染。
我国海河流域的污染情况极为严重,有些河段到处浮满了鱼虾尸体,河水臭不可闻,而沿岸超常发展的城郊养殖业难辞其咎。以首都北京为例,规模化的养猪场有1300多个,年存栏生猪260多万头,鸡场1000多家,年存栏360多万只,此外还有20万头牛。养殖业一年粪浆排放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,其中仅3%经过无害化处理,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污水处理措施,粪便连同冲洗水四处漫流,或通过排污沟直接排入河道。有不少养猪场将粪便排入臭水沟或池塘,一部分流入地下,剩下的就在汛期卷入大小河流。此外,在规模化养殖场里,猪、鸡的粪尿都需要用水冲洗,1200多万吨粪尿形成污水,排放时高达3500万吨。相当于3000~4000万人口的污染量。海河上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牛栅,其中排放物更是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到了海河中。而存积的液态粪便(或泥浆)比未经处理的下水道污水引起的污染更严重100倍。
苏南太湖流域,1993年,禽畜饲养排放量为88万吨,是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倍还多。这些排放物造成太湖富养化,引起藻类大爆发,骤生骤死的浮游生物布满河面,随风散发着阵阵腥臭。
水产养殖对湖泊、水库和局部海域来说更是污染大户。这些污染来自鱼类粪便、饵料沉淀和为使水中植物生长而播撒的各种肥料。由于水体污染和过度捕捞已导致近海天然渔业资源衰退,出现海洋荒漠化问题,赤潮危害不断。
对鱼类的捕捞和人工养鱼的盲目引种对于海洋、流域的生态破坏更是触目惊心。80年代,渤海每年产对虾3万~4万吨。而到了90年代只有0.3~0.4万吨。事实上,我国近海捕捞量已占到近海资源总量的55%~60%,过量捕捞已使我国一些经济鱼种在严重衰退。海洋捕捞应付不了中国需求的任何增加,如果中国对鱼的人均消费达到日本的水平,那麽一年大约需要一亿吨,与全球海洋捕捞总量大致相等,而其中人工养鱼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。
长江口连续12年的“捕鳗大战”已使鳗鱼苗连同中华绒螯蟹苗等资源枯竭,时至1997年“捕鳗大战”已是“十网九空”。在洱海,机动船从1985年519只发展到了1995年的2625只,非机动船2863只,捕捞银鱼的渔民们用细网在全湖进行滥捕,导致了其它鱼类到了灭绝的境地。而用网箱养鱼,围滩造鱼塘都破坏了湿地生态,使生物种类大减,生物多样性丧失,食物链结构被彻底破坏。
此外,在鱼类产品需求的刺激下,为了眼前经济利益在湖泊中引入外来品种则导致了生物入侵效应,打破了原来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环境的生态平衡。这使滇池25种独特鱼类只剩下16种,云南高原湖泊近百种特有鱼类中有2/3濒临灭绝,剩下1/3也毫无产量可言了。
以上列举的数字和事实都只是全部场景的支离片影,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市郊区,都不断上演着无数类似的事件,如果我们对肉类食品的嗜求根本不加控制的话,这一切还将继续下去,并且愈演愈烈。正如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中所说:“前景不是70年代严重短缺和大规模饥荒的可怕情景,而是粮食和能源开支的不断增加。我们面临的不是贫困的威胁,而是繁荣的挑战。在可预见的未来,面对的不是让饥饿的人有饭吃,而是根据的资源改变已经有饱饭吃的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,这是项难得多的任务”。在无可逃避的事实面前,你、我都面临着选
择——拯救或是破坏,素食或是肉食。
注1:关于肉类工业对环境生态破坏的详细情况请参看〈餐桌上的地球〉
注2:以上资料数据来源参考〈资源报告〉,〈2000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〉,〈政策杂志〉,〈中国水危机〉,〈中国生态问题报告〉,〈可持续农业导论〉
(摘自翰海沙论坛,http://www.desert.org.cn/qmwdb/qmwdb/wdbread.php?forumid=67&filename=f_113 )